1.世界走势报告21：世界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如何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经济走势
3.经济管理基础我国为什么要重估gdp的大小
世界走势报告21：世界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16年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疲弱复苏态势，我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特征及趋势明显。从目前形势和发展态势看，今年世界经济运行将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一是世界经济贸易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虽然在各国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快速回升，但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和作用衰减，世界经济贸易自2012年以来重新回落至4%以下的低增长，复苏动力明显不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5年全球经济和贸易量分别增长3.1%和3.2%，预计2016年将分别增长3.6%和4.1%。但从去年4季度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看，今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难以明显回升，多数研究机构和国际投行预计今年仅有0.1~0.2个百分点的微弱回升。总体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积蓄动能，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期展望，2020年前世界经济贸易的年均增速分别难以超过4%和5%，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5年5%和8%左右的年均增速。二是主要经济体走势将进一步分化。自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总体回升向好，而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回落。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较快，消费、投资、出口和房地产形势明显好转，失业率已降至5%以下；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增速缓慢，通缩压力较大，经济持续复苏仍面临不少制约。虽然金融危机后3大经济体都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支持经济复苏，但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进展滞缓，而美国同时还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和出口倍增计划，加大对页岩气等新能源和新技术新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巩固了经济复苏势头。从新兴经济体内部看，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和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衰退，同时还面临资本外流、货币大幅贬值、通胀上升压力，其他对资源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情况相对较好，但由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而外需疲弱又使得传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普遍持续放缓，惟有印度继续保持7%以上的较快增长。三是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可能加大。由于全球经济走势分化、周期不同步，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出现分化甚至背离。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进程，预计今年仍有两到三次加息行动，而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仍在实行量宽政策支持经济复苏，由此导致的美元资产收益率上升和美元汇率走强将引发国际债市、汇市、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持续调整和波动，特别是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国和美元资产，将使得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重创的资源出口经济体更加雪上加霜，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有可能在债务过高的经济体诱发偿债危机，进而加大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市场稳定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脆弱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加大会进一步制约世界经济复苏。四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在经历了10多年的超级大牛市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陷入供大于求、价格大幅回落的窘境。目前，国际油价已跌落至每桶30美元的低位，与金融危机前高点时的每桶145美元相比下跌幅度高达79%，铁矿砂、铜、铝、锌等的价格跌幅也都高达40%以上。由于以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攀升刺激能源资源类产品产能规模大幅扩张，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位徘徊，大宗商品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难以改观，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为增加收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愿减产，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将继续施压大宗商品价格，加之美元走强会进一步抑制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国际投行纷纷预测，今年石油价格很可能跌落至每桶20~30美元区间，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有5%以上的跌幅。虽然地缘政治动荡和市场投机有可能在短期推高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但难以改变价格疲软下跌的基本走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将加剧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困难，对资源进口国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也会加大通缩压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兼有。 五是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随着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移动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物联网、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而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金融、商贸、制造、教育、医疗等领域普及应用和融合发展将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传统产业将全面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加快重组的同时，依托信息化、智能化、小型化、分散化、个性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分工明确、规范严格的标准化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而成为主流，国际分工方式也面临变革。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全面扩大市场准入，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范围，不仅为国际经贸规则标准提高设立了新标杆，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门槛，而且会逐步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贸易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负面效应。 六是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显著改变，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全球治理体系和结构继续发生改变。面对新兴大国的加速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竭力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和既有利益，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各种矛盾凸显，竞争摩擦加剧。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频繁，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上升。从目前情况看，中东局势、美俄关系、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欧洲难民问题、朝核问题、伊朗导弹问题等，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见的新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也因此会面临的不确定性。 总体看，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依然复杂多变。虽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外部发展环境有望保持和平稳定，有利于我国继续发展。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和变革期，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带来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状况短期难以改观，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挑战也在增多。 对中国经济五大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低迷既导致外需拉动作用减弱，也为我国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带来新契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回落，去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已连续4年未完成预期目标。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今年外贸出口稳增长仍面临不少困难。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寄希望于扩大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适应国际国内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更好发挥外贸进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二在科技产业大变革背景下，我国既面临迎头赶上的机遇，也不排除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传统产业面临被技术性淘汰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我国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的传统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弱化，产业发展进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若不能有效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也会面临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 三是大宗商品供求格局变化和价格回落，既有利于我国降低进口成本和增加能源资源进口，但也会加剧上游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无论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会增加能源资源消耗总量。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宽松和价格低位运行，总体上有利于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和降低发展成本。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换档减速、需求扩张放缓、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国际市场供应增多和价格大幅下跌也对我国能源资源开采加工等上游行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生产者价格的持续回落也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经营困难，去产能、降成本压力增大。 四是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既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带来难得机遇，也对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市场开放带来挑战。去年10月，美国主导的有12个亚太经济体参加的TPP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不仅在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且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中立、电子商务、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等领域设立了新标准，对未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演进具有引领示范作用。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为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就必须主动参与推动多边经贸规则制定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体系变革的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五是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也扩大了我国在大国关系动态博弈中的回旋余地。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从经济、金融、科技、产业等领域向社会、政治、军事、安全和国际治理等更广泛领域传导，全球利益格局的战略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全球恐怖主义出现新回潮，热点敏感问题频发。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既要坚持原则，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有效应对和管控风险，主动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更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推进建设，打造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赢得发展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如何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经济走势
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都实现互联互通，依托国际大通道、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还有铜。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将产业、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镇）于2014至2017年进行试点，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4年，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三是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有以下四大方面能给2015年经济增长托底。
一、改革步伐加快，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必然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比如石油我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多吨，这使得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
总之2015年，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在此形势下，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加强与亚洲周边；还有，11月22日降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4年以来我国的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将周边的中小城市彼此相连；上游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城市连接起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汽车制造、新能源、信息，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还有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英国、法国，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将上海与周边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和长株潭为中心的城市群。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形势下，欧元区于1月推出欧版QE，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5年经济不会好于2014年。
三，这些建设都需要巨量投资、通讯、水电网管设施。本届政府积极推进发展模式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将城乡、产业，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新型城镇化试点改革，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这些都会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四、今年中央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宏观政策上也表现为“放松”。在这次危机中。还有我国已经建立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党的三中全会提出336项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190项改革措施，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个亿，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这对当前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国内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有利有弊
先从有利的方面看，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例如9月30日放松第二套房的房贷政策，70个城市66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10月到11月，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合计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投资超一万亿，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这都是创新思维，私人消费抬头、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如果价格降一半。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京津冀协同发展，解决困难群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第三是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个亿，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但是阿根廷。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实施新“走出去”战略。“”战略指的是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路丝”，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生物等产业集群等发展兴起，必将推动这个区域的快速发展。
第三，简称“海丝”，以重点港口为节点。
第二，打造长江经济带，今年要开好局。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结构性调控，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需求约束。实施“”战略，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这会给中国带来一片新天地。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也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黄金、铁矿石、大豆棉花等。但是。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周期性下行，从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种趋势。在总量方面，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位转换；在结构方面，中国再想像过去一样靠高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不足以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是表现相对较好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打造长江经济带。二是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群、委内瑞拉、巴西今年，改革力度加大，能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比如、欧洲、非洲等经济联系，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左右，当然这是理想状态、韩国等50多国都愿意成为创始成员国，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户籍制度改革等，都会为今年中国经济托底。还有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规模发展得过大，但是2015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区域串联起来，即串联式发展经济，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俄罗斯等经济体。去年以来美元坚挺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近期重点建设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63.64万亿GDP中有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再扩大投资规模将受到空间限制。
第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亿的人口问题，加在一块526项改革，每年分解80多项。如果2015年按预期完成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又如，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实现欧亚一体化；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经济保持在预期区间。
但是有以下几大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会构成较大下行压力。一是长期因素，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20多个国家开始竞争性货币贬值，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
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51万亿，即协同发展，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对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12月28日央行378号文将同业存款纳存，今年2月5日实施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可释放约9000亿货币，3月1日起又下调存贷款利息。总的来说。比如建亚投行，中国出五百亿美元，再继续刺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也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强烈约束。由于传统劳密型产业长期过剩，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结构调整将面临剧烈阵痛。在调整过程中，传统产业首先要淘汰或转移，这会使依靠该行业营生的人群受到冲击，而另外一部分人通过创新又会获益。因此，本阶段产业转型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扩张，必然要以一部分传统产业淘汰为代价，比如网络销售给传统商业带来极大的冲击。
二是消费增长缓慢。我国需求结构转换已经传出好消息，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资的比重出现了下降苗头。但是，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明显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当前我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压缩“三公”消费之后，私人消费没有及时补上，造成总消费增长缓慢。当前和今后，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再增长，而是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不能实现正常上升。
三是落后产能淘汰后，接续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落后产能是污染、不好的GDP，当这些产业被淘汰以后，绿色的、有质量的GDP没上来，最后经济增长必定要下滑。因为落后产能淘汰是快变量，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快慢之间必有一段空档期，在空档期缺乏接续产业条件下，工业投资增长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就不会太快。
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因素，当前和今后形势判断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主要是总需求回升缓慢，解决需求不足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今后，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资拉动下，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会延续低速状态，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小的压力，预计全年增长率会低于2014年。
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今后我国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强化微刺激力度，加大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
在今后三个季度，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方面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同时，还应从财政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群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另外，财税政策要在减法上做文章，例如降低部分日用工业品的消费税，增加家电甚至家具更新消费补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力量，推动稳定经济增长。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解决他们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可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市场适度增加货币供给；另一方面可继续放宽金融市场进入门槛，允许并支持社会资本依法建立民营金融机构，从制度上扩大金融供给。
三是加快改革落实工作，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优先、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权限、垄断行业限制、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带来不同挑战，二是棚户区改造一个亿人口，促进一亿人居住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经济管理基础我国为什么要重估gdp的大小
因为从总体考虑，对中国有利。
世行重估有八点新意
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CP)结果，最引人瞩目的是，按照世行新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以往GDP值高估了近40%。世行报告对146个经济体的GDP、人均GDP、PLI(价格水平指数)进行评估，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广泛最详尽的一次努力”。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统计，世行报告有八点新发现：
一、美、日、德、英、法、意和西班牙是七个高收入经济体，占世界总产出的46%以上；中、印、俄、巴西和墨西哥是五个发展中经济体，占总产出的20%以上。
二、调查结果在统计学上对中、印两个经济体更可靠。新方法显示，中国仍名列世界第二，约占世界GDP的10%，印度名列第五，占4%多。
三、对中国GDP调低40%。亚洲和非洲的非石油出口经济体分别缩水33%和25%。但亚洲仍占世界总产出20%以上。
四、美、中、日、德、印占世界GDP约50%。巴西占南美经济的50%。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独占鳌头，占总量75%。南非、埃及、尼日利亚、摩洛哥和苏丹，占非洲GDP近75%。
五、PLI显示：价格水平最高的是冰岛、丹麦、瑞士、挪威和爱尔兰。美国世界排名20位，低于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包括法、德、日和英。价格水平最低的是塔吉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吉尔吉斯共和国和玻利维亚。
六、按人均GDP衡量：最富五国是卢森堡、卡塔尔、挪威、文莱达鲁萨兰国和科威特。
七、按人均消费衡量：最富五国是卢森堡、美国、冰岛、英国和挪威。
八、按投资支出比较：美国占世界总投资的21%，中国占18%。10个最大经济体占75%以上。
对世行重估不必过于看重。
首先，PPP标准本身存在理论缺勤。盖保德认为，“新的PPP结果并不会影响目前的汇率水平，因为以PPP为均衡汇率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而且它也“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潜在军事实力的好方法”，看不出一个国家的全部实力。社科院“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认为，购买力水平主要衡量的是货币在国内产品的购买力，而外汇汇率主要衡量的是贸易品之间的交换水平，两者没有绝对的决定关系。因此，PPP并不能反映一国货币的“真实”汇率。
其次，国情不同引发差异。由于各国消费习惯不同，以同一揽子商品来代表各国不同的消费结构就会出现误差。外汇汇率会受到国际政治、外汇市场、贸易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也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偏离均衡汇率。
其三，经济“非平衡性”差异。按国际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要高于名义支出比重，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要低于名义上的比重。因为我国服务项目价格长期偏低，而投资品价格偏高，形成固定资本总额占GDP比重居高不下，而服务项目支出所占比重相对较低的局面。
中国还是庞大经济体
笔者以为，调低中国GDP至少有四点积极含义：
一是更符合中国实际。按《第一财经日报》文章观点，虽然中国GDP水平调低40%，但世行认为中国排名仍是世界第二。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其它国家可能依据新PPP结果对中国的实际生产量进行再认识，但中国还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二是有利于保持清醒头脑。此次修正显示，中国国力没有此前估计的那么多。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盖保德认为，“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医疗服务和机械制造水平，因此，不要相信中国的生活标准将很快达到世界一流。这幅更为精确的中国经济图，说明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优先考虑国内议题，例如经济增长、公共投资、控制污染和减少贫困等”。这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又好又快发展。
三是中国有理由减少国际负担。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敏谦表示，“上述结果总体对中国还是有好处”，“因为在很多国际组织中核定各国所承担的责任，是参照PPP衡定的国力水平，如果世界银行下调中国PPP后，起码按照这些组织的规定，中国负担的会费将会减少”。
重新思考人民币战略
四是有利于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欧美国家一直以购买力平价为依据，认为中国的实际汇率被严重低估，因为中美之间约1：2的购买力比率远较当时1：8.2的汇率高很多，而从目前的购买力水平上看，人民币的均衡汇率远没有想象的多。李稻葵表示，“将在远期降低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宋国友在《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文章认为，“这可促使发达国家重新思考压人民币升值战略”，“由于1980年以来中国食品、房产、医疗以及不可交换商品、服务价格都猛烈上涨，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应当相应下降，下降幅度就是40%。这为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增添了新的理由”。事实是，自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2.2%。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却降低40%，在研究方法上支持了中国拒绝人民币太快升值的正当性，完全可借此促使发达国家重新思考其人民币战略。
笔者以为，世行重估可能对国人的盛世情结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看，对中国还是有利的。用但丁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