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金融类毕业论文选题理由
2.当今国际形势的预测
3.怎么开车最省油?
国际金融类毕业论文选题理由
这是2个资料，网上找的，这东西没人会写，你修改修改，我看就行了
世界经济可望继续保持繁荣，但高油价、对战略性资源的恶性竞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趋于上升。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和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5％。世界经济在去年第三、四两个季度和今年第一个季度连续三个季度达到5％的年增长率后，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回落到2?5％。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在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后同时放缓。按年率计算，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今年第一季度的 4?5％下降到第二季度的2?8％。不过，由于消费支出在7月份之后重新出现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美国经济仍表示谨慎乐观，预计全年将达 4?3％。日本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年率均达到了6％，但今年第二季度跌至1?7％，重新唤起人们对日本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复苏的忧虑。欧元区今年上半年的年增长率达到2?3％，尽管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消费支出、出口需求等均停滞不前。世界经济中的另一个积极动向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避免了硬着陆，在初步抑制了经济过热现象的同时仍保持快速发展；加拿大、印度、俄罗斯等经济增长亦很强劲。总体而言，世界经济这一轮复苏仍有望持续。与此同时，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的作用也在趋于上升，其中比较显著的问题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对战略性资源的争夺引发恶性竞争迹象，贸易保护主义上扬。
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世界经济经过结构性改革，对石油危机的吸收能力比20多年前的大为提高，但国际原油价格的过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构成的抑制作用和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不仅如此，世界各国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很不均衡。经过 30多年的努力，发达经济体由于替代能源、低能耗的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抵御高油价冲击的能力相对较高。而新兴工业国家如中国、韩国等严重依赖制造业的经济，对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的敏感性则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由于新兴工业国家当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与日俱增，高油价的冲击如转变为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将是沉重打击。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需求上升是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直接拉动因素，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来对石油、原材料的需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经济层面的供求关系并非解释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惟一因素。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还来自国际战略因素。某些国际势力对于一些国家的迅速发展怀有不健康的心态，试图通过控制世界战略性资源维护自身地位，制约他国的发展。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日本在中俄石油合作问题上搅局，亦有长远的战略考虑。这些因素对国际能源价格的走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加剧了石油产地如中东地区的动荡，直接影响国际石油的实际供给和市场对国际能源供求关系的心理预期，推动国际油价走高。其二，妨碍国际能源合作实现共赢格局，容易在国际战略资源问题上引发恶性竞争，不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强是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又一不健康因素。近来世界反倾销浪潮高涨。中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并继续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承受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在西班牙还酿成针对中国的焚鞋事件和运动。日益增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折射出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政治和社会问题。 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的交换，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原因、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技术知识的国际传递。生产要素和技术知识一方面作为某种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要素投入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起着重要作用。国际贸易理论还研究经济增长、技术变动与贸易的相互影响，从动态上分析国际贸易变动的原因与结果。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 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 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 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
当今国际形势的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这种粗放的经济运行方式已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能源对经济良性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为此，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十一五”发展目标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比2000年翻一番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作为两个最重要的发展指标。本文对中国能源资源形势和世界对新型能源的研究开发现状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能源利用应立足国内，走能源利用多样化、高效化的路子，中国完全有能力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
1中国能源供应形势
1.1传统能源
从中国能源资源赋存及利用现状看，主要能源结构是煤炭和石油，二者占能源总消耗的90％左右。水力发电、天然气、煤层气、核能、太阳能和风能所占比例很小。本文所称传统能源是指开发利用时间较长，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能源资源，包括化石能源、水能和核能。
1.1.1煤炭
2000年，煤炭生产占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66.6％，预计2005年的产量为20亿t左右。根据有关部门预测，1000m以浅远景资源总量28600亿t。截至2003年底，累计探明资源储量为10660亿t。我国煤炭储量丰富，按目前的开采规模，可供开采上百年。但煤炭开采最大的问题一是浪费严重，二是环境成本大。据载，国有煤矿每采出1t煤平均要动用2.5t的煤炭储量，损耗2.48t的水资源。以煤炭大省山西为例，山西省每年挖5亿t煤，就使12亿m3水资源受到破坏，相当于山西省引黄工程的总引水量。平均每生产1亿t煤造成水土流失影响面积约245km2。2002年以来，山西省煤炭开采每年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地表塌陷等损失达300多亿元，即每生产1t煤的代价为70多元。1980―2004年山西省煤矿安全事故“吞噬”了17286人。20年中累计排放烟尘达1743万t，地下采空区已达2万多km2，占山西省面积的1/7，已经发生地质灾害的土地面积达6000km2。如果再加上煤炭燃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煤炭利用成本更高。这样的状况，本身对中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环境也是希缺资源，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具有不可逆性，破坏之后很难恢复。
所以，中国今后要限制煤炭过度开采，实现煤炭产量逐步稳定增长，同时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积极推进清洁煤技术，缓解煤炭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1.1.2石油
2000年石油生产为全国能源产量的21.8％（折合为标准煤）。据有关部门评价，全国石油可采资源总量200亿t左右。在世界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中中国占2.1％。1993年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2005年进口原油超过1亿t。中国在石油开发利用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探明程度低，只有33％；二是相当一部分大型油田增产稳产压力增大，2005年中国原油产量同比增长2.9％，而消费量同比增长16.8％，产量增长远落后于消费增长；三是对外依存度逐年加大，进口又以货物贸易为主，受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和国际势影响较大。
“十五”前4年，中国加大油气勘探力度，累计投资1000亿元，探明了8个地质储量大于1亿t的油田和3个地质储量大于1000亿m3的气田。有关院士、专家预测，随着勘探技术进步和生油理论的突破，中国将迎来石油勘探“二次创业”，前景光明。
所以，加大勘探力度和生产能力应成为中国石油产业的首选。
1.1.3天然气
根据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价结果（不包括南海南部海域），中国天然气可采资源量22万亿m3。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4.4万亿m3，待探明天然气地质资源量30.6万亿m3，探明程度12.5％。近年来，中国天然气可采储量平均年增长10％。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20年里，中国天然气年探明储量在5000亿m3以上。
中国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较低，据有关方面统计，2000年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总量中，天然气占3.7％，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三者基本平分天下，天然气占28％。但中国天然气产量增长较快，2004年为408亿m3，同比增长16.4％。
天然气替代煤炭，还有巨大的环保作用。按照西气东输工程每年120亿m3的天然气，即意味着可替代900万t标准煤，减少排放烟尘27万t。
所以，在今后的5年中，中国应提高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水平，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1.1.4煤层气
煤层气是一种与煤炭相伴生的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气体，也称为瓦斯。由于煤矿瓦斯是引发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人们对其危害性认识较深，而对其开发利用重视不够。其实瓦斯是一种洁净的能源，其燃烧值与天然气相当，有效利用煤矿瓦斯既可以缓解能源紧张，又有助于环境保护，还可以降低煤矿安全事故。据有关部门预测，中国埋深2000m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总量34万亿m3，与天然气资源量相当，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可采资源约在14万亿～18万亿m3。2004年全国开采煤矿年抽放瓦斯总量（折合甲烷纯量）达到12.6亿m3，但利用率不到30％。
中国煤层气主要分布在东北、山西、重庆和贵州地区。2005年11月1日，中联煤层气公司在山西沁南实施的潘河项目一期工程竣工，进入商业运营。2005年计划完井100口，其中15口井已经产气，平均日产气达1500m3。该项目以获得的754亿m3探明储量为基础，共安排909口井，分三期建设大型煤层气田基地。“十一五”期间，仅山西省煤层气产能将达到50亿m3，其中中联煤层气公司产能预计近20亿m3。
煤层气的利用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是薄弱环节，国家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煤层气的推广应用。
1.1.5水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力发电取得了辉煌成就，从1978年中国水电占能源生产总量的3.1％提高到2001年的8.7％，年发电量增加了4倍多。但相对于中国水利能源总量，这个比例仍然很低。全国水利复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历时4年的复查结果表明，中国内地水利资源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40180万kW，年发电量17534亿kW，相当于212亿t标准煤的发电量。截止2004年底，装机容量约1108亿kW，占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的25％；年发电量3310亿kW，占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的19％。
在水能利用方面，中国不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处于世界前列，而且还有很大潜力。根据初步完成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水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9亿kW，开发程度达到70％左右。
1.1.6核电
在世界局势缓和和科学技术提高的背景下，核能已经成为一种高效、安全、洁净的能源，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中国已建成11座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000万kW，占发电总装机容量的2％，而国际平均水平是16％。2004年法国核发电量的比例占其国内总发电量的78％，日本装机容量为4574万kW，占国内总发电量的30％。
中国铀矿资源比较丰富，在国际局势继续缓和，人类理性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锻炼后的今天，中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展核电。
1.2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是人类能源的希望。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这类能源有可再生、用之不竭、潜力巨大和利于环保等特点。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各能源消费大国政府均把这类能源的开发利用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纷纷投入巨资进行研发，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成本将会逐步降低，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替代会越来越大。2004年6月，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形成了包含197个具体行动方案的《国际行动计划如果计划能够具体落实，到2015年全球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人口将达到10亿。举两个国家的例子加以说明。
日本：日本是矿产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其国内煤炭、石油储量很少。其能源消费量居世界第4位，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2％，石油进口占世界的11.6％，天然气占12.7％，居世界第三位[1]。但日本坚持能源来源多样化和能源利用节约化的路子，大力实施石油替代战略，其石油对外依存度由20世纪70年代的77％降低到2001年的48％。1975年日本56％的电力来自石油，2002年为19％，今后的目标是2012年降到16％。据2001年度统计，日本太阳能发电的总装机容量已达45万kW，2003年又上升到88.7万kW。在过去10年里，太阳能发电的单位成本下降了90％。新能源被日本视为“国产能源”，主要包括：核能、太阳能、水力、废弃物发电、海洋热能、生物发电、绿色能源汽车、燃料电池等。1980年，日本推出《石油替代能源法》，设立了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NEDO），开始大规模推进石油替代能源的综合技术开发。日本2005年能源白皮书显示，2004年日本共投入1.7亿日元用于太阳能发电的开发和研究，投入1346万日元用于风力发电的开发和研究，投入7190万日元用于生物能源研究。日本政府制定的目标是要求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供应量和常规能源的节能量要占能源供应总量的10％，2030年分别达到34％。目前日本风力发电量居世界第三位，到2010年将达到200万kW。2004年6月新出台的《基本能源政策》强调，为了更大程度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将进一步寻求能源多样化，核心是依靠核电，鼓励使用天然气，减少石油比重，到2010年将石油的消费比重降低到46％，天然气提高到15％。在日本，新能源也逐渐进入百姓生活中。安装了发电装置的新型路灯逐渐普及，它白天吸收太阳能，晚上自动照明。日本政府还对购买太阳能发电装置的家庭补贴50％安装费用。如果家庭太阳能发出的电白天不用的话，还可以卖给电力公司或者政府[1-2]。
德国：德国是能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的3.2％，居第6位，石油进口量占世界进口量的5.5％，天然气占13.0％，居世界第二位。但10年来，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几乎为零[2]。2004年8月新的《可再生能源法》生效，保证20年内为可再生能源电力给予一定补偿，明确提出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能源长期的目标是到2050年一次能源的总消费量中可再生能源至少要供应50％。德国出台用优惠贷款及补贴等方式扶助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曾制定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未来投资计划》，政府每年投入6000多万欧元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2004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突破全国电力供应量的10％，年销售额达100亿欧元，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000万t。2004年太阳能装置增加50％，达到300MW。德国风力发电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54％，满足全国4％的用电需求，是全世界风能发电量的1/3。德国还在计划加大开发海上风能发电力度，到2010年达到风能发电3000MW。
另据了解，欧盟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到22％；北欧国家提出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逐步替代核电。法国到2010年将达到22％；英国到2010年将达到10％，2020年达到20％；丹麦目前风能发电比例达到18％，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澳大利亚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到12.5％；美国到2020年风力发电将从现在的1％增加到5％。
中国情况从目前技术水平和企业经济效益看，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期投资大，成本高。但站在国家角度，把环境因素考虑进来，煤炭等矿物能源的利用成本至少增加一倍。再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可再生能源最终将替代矿物能源，成为能源利用的主力军。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和应用，争取在该领域与发达国家保持同步。
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据测算在今后20―30年内，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可再生能源预计每年可达8亿t标准煤。对于风力，国家气象局提供的比较可靠的资料是，中国陆地10m高度可供利用的风能资源为2.53亿kW。陆上50m高度可利用的风力资源为5亿多kW。现在，大型风机的高度可达100m，这个高度可利用的风能更大。世界上公认，海上的风力资源是陆地上的3～5倍，即使按1倍计算，中国海上风力资源也超过5亿kW。所以，中国的风力资源远远超过可利用的水能资源。研究表明，地球地热能的蕴藏量相当于煤炭储量热能的1.7亿倍，可供人类消耗几百亿年。中国地热资源丰富，仅已发现的地热露头点就有3200余处，全年天然放热资源量折合35.6亿t标准煤。另外，中国还有比较丰富的生物质能（乙醇、沼气）、海洋能等。
虽经多年的开发利用，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依然很低，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还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同志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上十分形象地阐述了可再生能源“既有这么多本事为什么不使出来呢？”的原因，一是“人们认识所限，有眼不识金镶玉，轻慢了它，它当然就不出力”。二是“人们的固执，明知可用就是不用，甚至不许别人用”。例如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本是原国家计委太阳能产业化示范项目，1999年投产，原计划年产6MW，但投产后供不应求，2005年利用外国资金以补偿贸易方式投资4亿元扩展到年产70MW，总规模已居世界第3位，仍供不应求，但90％以上产品出口欧美，这并不是中国不需要太阳能，而是国外有扶持可再生能源法律和实行可再生能源优惠上网电价以及全社会分摊费用，从而促进了当地可再生能源市场需求。
中国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相信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将会取得快速发展。
1.3天然气水合物
天然气水合物也称甲烷水合物，可燃冰，是近20年来在海底和冻土带发现的新型洁净能源，是甲烷分子和水分子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冰状可以燃烧的固体。据估算，世界上天然气水合物所含有机碳的总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知煤、石油和天然气的2倍。1995―2000年，日本对甲烷水合物资源进行了基础性研究，根据超声波勘探结果推测，其周边海底埋藏着约7万亿m3的甲烷水合物，相当于日本100年的天然气使用量。日本政府制定了自2001―2016年的“甲烷水合物开发计划”，2004年在日本近海开始试验性开采。
甲烷开采面临的问题，一是效益问题，开采的经济价值；二是技术问题，甲烷也是一种导致地球环境变暖的物质，如果在空气中扩散，将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中国海洋物探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庆焕说：“天然气水合物是未来人类最理想的替代能源之一，它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中国从1999年开始对天然气水合物开展实质性的调查和研究，5年来已在南海北部陆坡、南沙海槽和东海陆坡等发现其存在的证据，据预测，前景十分广阔。
2国内基本情况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国内能源开发利用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问题同时意味着潜力，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立足国内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2.1中国能源资源潜力较大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重要能源矿产探明程度均比较低，石油为33％，煤炭（1000m以浅）为37％，天然气为12.5％，油页岩和油砂仅为6％。中国的能源资源潜力还是比较大的，通过加大勘探力度，能较长时期地缓解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与能源供应之间的矛盾。
2.2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中国潜力巨大
2000年，中国每万元GDP的能耗是1.45t标准煤，是发达国家的3～11倍。
一是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如几个资源消耗大户，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年消耗煤炭占煤炭总消耗量的80％左右。钢铁、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中国的产量都居世界前列。每万元GDP的能耗从1980年的4.28t标准煤下降到了2000年的1.45t标准煤，下降64％。据测算，每年节约或少用的能源中，有70％以上来自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带来的节能效果，进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带来单位GDP能耗的降低。
二是浪费严重。据统计中国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些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t标准煤。再如中国房屋单位面积采暖能耗是同纬度国家的2倍，各类汽车平均百公里油耗比发达国家高20％以上。
2.3从国际经济政治角度看，中国必须保持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低依存度
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的人均能源消费增加意味着巨大的绝对量。作为资源消费大国，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每一个大的行动，都会引起各国高度关注，进而对国际市场价格产生较大的冲击。由于中国大上电解铝项目，氧化铝的港口价格从2002年的1800/t多元涨到目前5800/t元，增加了2倍多。同期，中国钢铁项目投资增速过快，国际铁矿石价格猛涨。仔细分析，国际资源价格剧烈波动，除了上述实际的供需变化外，相当程度上是国际资本炒作和国际政治的原因。
首先，以氧化铝为例，世界超过70％的氧化铝被美国铝业的7家公司控制，氧化铝的价格事实上被垄断。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解铝生产国和氧化铝消费国。根据中铝发布的数字，2005年1―9月份全球的氧化铝生产量4526万t，需求量4616万t，缺口仅为90万t，占需求量的2％不到。不难看出，这是以很小的缺口谋取高额利润。
石油。这次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高涨，受损最大的是中国、印度这样的石油消费增长快且原油进口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发展中大国，受益最大的是富油国和美国等资本大国。1993―2003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平均年增1.73％，亚太地区年均3.75％，其中中国、印度4.5％。2004年亚太地区一次性能源消费超过欧洲、美国，对外依存度达到67.9％。从全球看，国际石油市场目前呈现出原油供应充足和原油期货价格趋高的两面性。2003年世界原油产量36.97亿t，消费量是36.37亿t，产销基本平衡，2004―2005年也没有出现生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巨大缺口，但价格波动异常剧烈，非供求因素是主要原因。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石油历来是重要的外交手段。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节节攀升以后，靠着石油发大财的富油国的外交政策逐渐强硬起来。1998年以来，伊朗年均石油外汇收入翻两番，恃此优势，伊朗在核计划上对美国越来越强硬，和欧洲的谈判也陷入僵局。新上任的内贾德总统根本不理会美欧让其放弃铀浓缩的要求，反而要报复在近期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投票中追随美欧的印度，甚至扬言要“在世界地图上抹去以色列”。俄罗斯近年石油产量连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成为油价飙升的最大受益者。其准备赶超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无论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还是要求美国撤出中亚或是拒绝美国要求对伊朗施压还是近来在西伯利亚石油管线建设问题上，俄罗斯都表现出相当的强硬。委内瑞拉每天向美国提供150万桶原油，是美国第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国，这大大支撑了查韦斯对美强硬的外交政策，是唯一一个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表决中反对对伊朗施加压力的国家；对古巴则以优惠价格每天供应5.3万t原油；对利比亚，则警告美国实行封锁将受到切断供油的惩罚[3]。
美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资本优势，通过发动战争、武器和资本输出，一方面推行其全球战略，主导世界走势，另一方面在保证国内汽油低价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利用国际原油资本市场赚取巨额利润。
中国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且进口原油的80％以上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运输。近来美国在关岛增兵，与菲律宾、印尼搞军事合作。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很不利。所以，保持较低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进口渠道的多元化是中国能源政策首先考虑的因素。
3 中国能源需求和供应预测
2004年全国每万元GDP能耗比1990年下降45％，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7亿t标准煤。按照2010年GDP比2000年翻一番，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计算，中国2010年能源消耗量将达到23.2亿t标准煤。纵向比较，在国家采取得力措施的情况下，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通过加大水电、核电、天然气、煤层气以及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的开发投入，这几类能源可以提供3亿t左右标准煤的能源，煤炭和石油提供20亿t左右标准煤的能源。所以，中国环境压力和石油进口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中国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完全可以立足国内，保持较低的对外依存度，进而走自己设计的发展之路。
4 建议和结论
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经济的另一含义是节约和效率。从经济理论角度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节约应该是企业的自觉行为。价格机制能够促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资源，因为资源节约本身就是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的基本途径。所以，导致资源利用粗放的主要原因是制度设计问题。如技术改造，当企业不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技改资金或在若干年内通过技改节约的资金不足以弥补技改投资时，企业就没有节约的积极性。所以，资源利用高效化的设计，应本着增加企业资源粗放利用的成本，提高其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
目前中国的政策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节约能源利用，主要手段是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重构，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性产品的涨价。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无担忧地提出资源性产品的涨价将考验两种社会制度[4]。
因为涨价后企业增加的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把通过涨价增税增加的公共财政转化为社会保障返利于民，否则极易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公共财政的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弥补方式一是弥补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二是支持新事物的发展，以实现社会进步。而中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时间不长，还存在许多缺陷，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所有权派生的支配权、使用权、开发权和收益权是所有权的实质内容。产权不清，价格改革很容易成为一些掌权者和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回首国企改革中的国资流失，就可看到这种借价格改革掠夺的危险有多大。中国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等能源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普遍存在事实上的地方所有、企业所有等谁占有谁所有的现象，致使国家所有权虚化。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既没有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收益中获得足够的回报，又未能很好遏制乱采滥挖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混乱的局面。
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政府应从经济活动前沿撤退，淡化对经济数量增长的追求，完善和运用公共财政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使改革成果惠及每个人包括每个农民；完善和运用法律和政策解决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中的缺陷，防止全民资产由于制度缺陷流向少数人口袋，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效率，减少浪费。
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是一个不断提高利用水平，新老资源不断更替的历史。从石器到金属和塑料等合成材料，从钻木取火到煤炭、石油的开采再到水利发电、核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资源利用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所以，绝对的资源枯竭不会出现。
在资源的利用中，矛盾往往并不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即经济和政治问题。中国所追求的是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做到合理开发利用，避免因资源问题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影响国民的福祉。中国目前在能源供应上的战略选择应是立足国内，保持较低的对外依存度，着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可能长地保证传统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使中国有时间研究开发新型能源，实现对能源利用的平稳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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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速行驶不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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